“阿拉要回上海去！”

嘲叽叽嘲叽叽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上海先后有100多万知青告别了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上山下乡几乎涉及到了上海的每一个家庭，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骤然改变。

然而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却突然出现了拐点，知青们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返城。知青大返城，几十万人几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像潮水般地返回了上海，而上海也在为接纳知青们的返城做着准备。

小编的双亲也曾是当时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自小也常听父母亲提起当年的故事。而每每聊起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连向来坚毅的父亲也似乎会红了眼眶。想来那段岁月对于父辈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就想来聊聊那些关于父辈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故事。

嘲叽叽嘲叽叽

背井离乡 泪洒北站
- “大家都哭成一片。”
- “真的是披星星，戴月亮，总归想家嘛。”
- “菜都是辣的，一点都吃不惯。”

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听到这些话、看到这些历史镜头，也许会勾起对于一个年代的记忆。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上海的火车站和客运码头就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当火车的汽笛一响，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告别了城市和亲人，奔赴乡村和农场，由此也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人生。

火车汽笛鸣响的瞬间哭成一片海

1968年的12月21日，这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从1968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上海就有将近100万青年人奔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安徽、江西、贵州等地上山下乡，人数大约占当年上海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几乎遍及上海的每个家庭。

嘲叽叽嘲叽叽

与“小芳”的爱情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首当年很流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如果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就不能回到城市了。于是一些与农村的“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那这一代人为此被拆散的姻缘有很多很多。

纪录片《寻梦当年》

《寻梦当年》这段影片拍摄于1998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中的他叫刘家奇，也曾是一个在江西务农的知青，在当年的红土地上也有他的小芳，一个叫田螺姑娘的农村女孩，后来刘家奇大返城时回到了上海，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和田螺姑娘的爱情成为了一段美丽的记忆。

再后来有一年，刘家奇的很多知青伙伴回江西探望老乡，但是他却没有一起去，也许他明白，人是可以回去的，但是他的心已经回不去了。

再说一个故事，上海知青吴惠娟和南昌知青谈了几年朋友，当时吴惠娟要返城回上海了，而南昌知青只能回南昌。分别的时候两人依依不舍潸然泪下，就这样子回到上海以后，两个年轻人一直通信联系，吴惠娟说那时候每来一封信，都要看好几遍，一遍好像总是看不够的。

吴惠娟年轻时

同在一个农场，生活上相互关心，打工时相互帮助，几年来的真情到头来却天各一方。但欣慰的是，6年后因为国家政策，丈夫得以回到上海相聚，这一对儿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或许就是他们坚实的感情基础。

嘲叽叽嘲叽叽

不惜一切代价返程

当年上山下乡的条件艰苦，父辈们如今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冷天挑大堤，冰天雪地，烂泥浆。挑大堤的时候不能穿套鞋，因为一脚走下去，套鞋就陷在里面了，拔出来就赤脚了。于是所有的人就赤脚，大雪天里踏着冰，还在挑大堤。更加苦的就是没有什么吃的，只有饭，一点油水也没有，配上几根萝卜干。

小编的父亲当时就在江西插队，父亲说那时候一般工分只有9分钱一天，就算粮食收成好的时候最多也就2毛多，但当时一斤谷子才9.5分钱、一斤肉7毛4分钱，但因为计划经济根本买不到肉，只有过节时才能偶尔吃到。

插队那时候想家也回不了家，要存够了钱才能回家。即使回家要徒步先走80里山路到县城（父亲说生产队所在的山沟很远很远，远到当初连国民党都没进去过），然后到了县城再坐2天汽车到南昌，再坐1天火车才能到上海。

父亲描述起那段岁月说是当时想死的心都有，还说人老了都会忆苦思甜，但是那段日子里只有苦没有甜。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里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都能受，随便碰到什么事情也不会慌，就算再碰到什么吃苦的事儿，都不会觉得苦。

直到几年以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拐点，这一命运的安排也戏剧性地迎来了一次人生意想不到的机遇。在1978年的春天，GWY 批准了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而返回城市的条件。于是知青们为了返程也都绞尽了脑汁。

嘲叽叽嘲叽叽

病退
这是一张从江西到上海的火车票，它已经被保存了35年，旧车票的主人是当年一名赴江西农场的知青叫梁陈勇，他当年就是拿着这张火车票回上海的，而这次回上海不是探亲，而是真正的回家，再也不走了。梁陈勇当年就是因为曾摔断过脚骨，然后通过病退而回到上海的。

和梁陈勇在同一个农场的知识青年须和平，当年同样是通过病退而回到上海的。但那时的他身体没什么大病，没病的人硬要搞病退，这也是件伤脑筋的事情。
　　
须和平 原江西鲤鱼洲上海知青
　　“怎么能回到上海呢，我看看人家有的吃药，有的怎么怎么，最后都到上海去了。我呢也耍了小聪明，搞病退。实际上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病。因为小时候呢，好像拉过尿，他们说这个遗尿症就是病啊，有人启发了我，于是我到了医院里，找到了这个病卡，然后呢想办法请人帮我做旧。”

一个大小伙子要说自己还在尿床，这实际上是很没面子、也很损自尊的事情，但是当时为了能回上海，根本顾不上面子和尊严。的确，那时候只要能回上海，想方设法搞病退，是许多知识青年的无奈之举。

有些病退搞不着，那么就想尽办法，有的把火柴头上黑色部分刮下来以后吃下去，然后半夜胃痛送到医院里面抢救；还有的在穿着棉袄都瑟瑟发抖的冬天里光着膀子站在大堤上，任鄱阳湖的风吹，哪怕是烧出肺结核也要回上海。

自残送医为了病退

1978年的10月到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终止通过上山下乡来安置城镇青年的做法，并且对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所以知识青年大返城比较集中的时期是1978年和1979年，呈现出了先紧后松的态势。

嘲叽叽嘲叽叽

顶替

除了病退，当年知青大返城，还有一条路径就是顶替，也就是下乡知青在上海企事业单位上班的父母正要退休，那么儿女就可以接他们的班，去父母的单位工作。比如小编的母亲，当时就是接替外公的职位而回到上海的。

但顶替这条路径也会碰到些问题，在江西农场务农的励亚力就是个例子。励亚力和他姐姐一个在江西，一个在黑龙江，回来要两个人，但顶替指标只有一个人。那一年励亚力的母亲到了退休的年龄，励亚力的母亲回忆说当时太为难了，召开家庭会议也有过矛盾，手心手背都是肉，愁得头发都脱光了。

召开家庭会议

励亚力的姐姐那时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励亚力的父亲也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为了儿女的返城最后他只好无奈地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就这样，励亚力和他姐姐两人全部是顶替回来的。

嘲叽叽嘲叽叽

返程后的“两难”问题

这部19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剧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这是城市的诱惑，这是上海的召唤。

剧中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 开返城证明
剧中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 开返城证明

知青大返城，几十万人几乎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里突发性、潮水般地涌回了上海。回城知青的就业成了这座城市的大问题。1979年年中，上海市政府召开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知青就业方针。发挥了各工业局和各区、街道吸纳知青就业的积极性，其中里弄生产组和劳动服务公司成为了知青就业的主渠道和蓄水池。
　　　
但当时的安排上还有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好多人不愿意去生产组，然后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还要找他们做动员工作，街道乡办主任就召集起来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饭能吃饱，不要再依靠家长。

从1977年到1982年期间，上海共安排了88.6万名回沪知青就业。就业问题总算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当年由于大批知青的返城，使得上海原本就紧张的住房矛盾更加突出，成为燃眉之急。

有些家里面就一间，晚上只能把席子铺在台子下面睡觉；然后阁楼搭三层，最上面的只好钻进去，连人无法坐直。也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只能用痰盂；至于洗澡，就坐在弄堂里面，用脚盆一个一个的洗。

阁楼最上面小的只能钻进去

没有厕所 只能用痰盂

嘲叽叽嘲叽叽

“小新疆”在上海

再往下讲就是返程后的故事了。回城大潮之后，有将近四万多的上海知青继续留在了新疆兵团，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去新疆阿克苏视察的时候，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倪豪梅也是一名上海女知青，她代表大家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新疆就算了，希望可以留个根儿在上海，胡耀邦当即表示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

1963年 第一批上海青年到新疆

后来专门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家庭，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监护人，第二呢要年满16岁，第三要初中毕业。这群回到上海的年轻人，他们在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做“小新疆”。

曾经的一名“小新疆”回忆起当年离开新疆时的心情，说和父母不大相同。小新疆们并没有返乡的激动之情，相反，他们舍不得那些草原、荒漠、蓝天白云还有他们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
新疆上海知青的二代算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人群”，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提前回到那个陌生的“家乡”。这批“先遣队”回到上海，无论是读书的，还是工作就业的，都曾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开始的时候，上海的亲人们，是真心实意欢迎知青二代回来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那他的下一代，能够留个根在上海，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了以后，这个情绪就改变了。住房、财产、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家庭矛盾。

上文也提到过，那个年代上海人的住房条件并不好，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的棚户区

一个7平米的房间，只能容纳一个3尺半的床、一个78公分的桌子。一家十口要在这个桌子上吃饭，吃完饭再放上电视机，孩子们就在边上写作业。

“小新疆”们常常在各种场合被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因为他们虽有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比如买东西的时候因为讲不了上海话，店员会很凶的回答你“你要买什么，讲得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比如在课堂上老师用到上海话就会听不懂之类的……
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这种反差让当时的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

嘲叽叽嘲叽叽

。
上个世纪80年代摇滚歌星崔健的《一无所有》就是上海知青人生的写照和内心的独白。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带着身心的疲惫和本不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的沧桑，回到了他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他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他们为国家分担了巨大的困难，人生的磨练也让他们得到了锻炼和思考。如果家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父辈们，更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善待他们，他们当年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过的责都是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所无法体会的。

知青的人生故事反映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特质和精神。知识青年1970年代末期的大返城正逢改革开放的前期。原来快要被城市遗忘的一代知青也时来运转，在城市里获得了一个人生的舞台，也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而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命。

嘲叽叽嘲叽叽

知青大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